AI時代反思：工業革命啟示與制度困境

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，絕大多數時刻裡人類都無法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。為了探究經濟增長與科技爆發的秘密，筆者專訪了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·莫基爾（Joel Mokyr），並製作了一個60分鐘的硬核學術視頻。

工業革命前的馬爾薩斯陷阱

如果在人類歷史的坐標系中隨機抽取一個年份出生，有高達90.7% - 97.1%的概率，命運將呈現出令人絕望的恆定性。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數千年裡，無論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巴比倫、公元1000年的宋朝，還是17世紀的法蘭西，人均壽命和人均GDP幾乎保持在一條死一般平緩的水平線上。人類一直被鎖定在馬爾薩斯陷阱中，任何技術進步帶來的微薄盈餘，都會立刻被新增的人口吞噬，就像在跑步機上狂奔，卻原地不動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形容這種生活是孤獨、貧困、悲慘、殘忍且短壽的。

直到18世紀的某個瞬間，這條水平線突然昂起，在短短的兩百年間，人類創造的財富總和超過了過去數萬年的總和，現代經濟增長的奇蹟就此展開。

技術英雄觀的謬誤

面對這一奇蹟，主流觀點往往將文明的進步歸功於那些看得見、摸得著的偉大機器，以及像瓦特、愛迪生這樣的單體天才，認為技術的進步源於天才大腦中的靈光一閃。然而，莫基爾指出，這種想法大錯特錯。人類歷史上從來不缺天才和黑科技，如達·芬奇擁有超越時代的技術構想，但他的技術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孤立火花，未能引發燎原大火。

真正推動經濟增長的，不是某一項具體的技術，而是一套隱形的認知論基礎設施。瓦特的成功，是因為他站在了一個巨大的、前所未有的隱性社會契約之上。在這個契約裡，全歐洲的知識分子通過“文人共和國（Republic of Letters）”的制度網絡連接成了一個超級大腦，知識的訪問成本被降至最低，科學家與工程師之間實現了無縫合作，這才是工業革命的本質。

有用知識理論與工業啟蒙

莫基爾將人類的知識分為兩類：Omega命題性知識，即關於自然是什麼的知識，是科學、原理；Lambda指令性知識，即關於怎麼做的知識，是配方、工藝。在人類歷史的前幾千年，這兩類知識猶如兩個孤島，老死不相往來。

直到18世紀，新的精英階級——“啟蒙精英”出現，他們意識到為了推翻舊貴族階級，必須打破這兩類知識之間的壁壘。於是，工業啟蒙（Industrial Enlightenment）到來，這不僅是技術合作，更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重組。狄德羅的《百科全書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，它將神學、哲學等Omega知識，與工藝、技術等Lambda知識公開匯集，將工業的秘密變成了公開的條模，使知識成為有用知識。

文人共和國：制度創新與知識進步

文人共和國是一個特定的歷史名詞，它本質上是一個跨國界、去中心化的基於聲望激勵的認知驗證市場。在這個制度裡，聲望取代金錢成為最高級的通貨，成員們遵循可進生性原則，以證據和邏輯作為真理的判斷標準，異議被允許甚至鼓勵。文人共和國的存在，保護了具有顛覆性的思想，使其能夠存活並轉化為生產力。

AI時代的制度挑戰

看似現代的AI產業是莫基爾理論的理想形態，但深入分析會發現，它在某種程度上是文人共和國的反面。在大模型時代，真理的驗證權被極少數巨頭壟斷，認知門檻無限提高，大學失去了獨立第三方驗證機構的能力，學術界成為企業的下游服務商。

此外，支撐AI革命的精英群體精神分裂，缺乏基於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價值共識，呈現出“有毒部落主義”的特徵。傑弗里·辛頓（Geoffrey Hinton）等意見者遭遇軟性清洗，整個系統陷入路徑依賴的鎖定狀態，缺乏自我糾錯和回正的能力。

制度失效與隱患

工業革命時期發明的專利法、大學、同行評議等硬性激勵制度，以及聲望準則等軟性制度，在AI時代基本失效。專利制度無法保證知識的公開，大學和學術界被產業界收買，缺乏獨立的意見者對AI的發展方向說“不”。我們擁有先進的技術，卻缺乏合適的制度來管理，軟性制度被自戀主義取代，硬性制度被資本和算力衝破，這是人類面臨的終極困境。

總之，莫基爾的理論揭示了經濟增長和科技爆發背後的制度因素，而AI時代的我們，急需反思現有制度的不足，尋求新的制度創新，以確保技術的發展能夠造福人類，避免陷入增長的危機。